LoveandDesireoftheBody未删减资源　　今年系鄱阳湖自1951年有记录以来最早进入枯水期的年份。“旱涝/旱涝急转”不乏先例，但今年的“涝旱突变”情况比较罕见。许继军指出，汛期水库有防洪要求，水库水位必须降低至汛限水位，做好调蓄洪水的准备，但今年出现了两难的局面，预期的洪水没有来，却出现了严重干旱，而此时水库蓄水有限，抗旱保供水和灌溉的压力就比较大。　　当年发掘时，张居中要求所有东西都要采样回来，土样也不例外。他们采集了一些被火烧过后板结的红烧土块，放在办公室里。1991年春天的一天，湖南考古所副所长裴安平路过郑州，来看望张居中，闲聊中，张居中问起彭头山遗址的古稻是怎么发现的，那是裴安平主持的考古项目，刚刚公布了古稻的发现。裴安平说，陶片上就有稻壳和印痕啊。然后指了指地板上的红烧土说，这里面说不定就有。张居中拿起一块掰开，真的发现了一个稻壳的印痕。他们接着掰了一上午，找到了十几个稻壳印痕，后来经过检测，确认为水稻。　　另有一件或许并不算小的小事值得一提。关于骨笛的命名，学界一直有不同声音，主要来自于刘正国的坚持。笛在文献中出现较晚，《诗经》《左传》等先秦古籍有关音乐的记载中，涉及“笙、箫、龠、管、篪”等众多古代管乐器，却并没有笛。汉代马融在《长笛赋》中说，“笛生乎大汉”。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所长黄翔鹏曾就贾湖骨笛的定名提出一种观点，他认为一个祖先有很多后代，不应以其中一种后裔之名给祖先定名。贾湖骨管是中国管乐器的祖制，不应该用晚出现的名称为早出现的乐器定名。但他提出不必苛求某一种后代的名字，就以当下最自然、最简单的命名，称“笛”即可。就此中止了当时对贾湖乐器定名的讨论。但刘正国认为，以笛来命名，显然同样难逃“以后裔之名为祖先定名”之嫌。